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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sen Manesh:再论特拉华州法律对强制性仲裁的限制

2026年5月28日

Freshfields律师事务所的律师Doru Gavril和Mia Tsui之前发表文章称,“与传统认知相反”,特拉华州法律允许上市公司在其公司章程(Charter)和细则(Bylaws)中采纳针对联邦证券索赔的强制性仲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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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fields律师事务所的律师Doru Gavril和Mia Tsui之前发表文章称,“与传统认知相反”,特拉华州法律允许上市公司在其公司章程(Charter)和细则(Bylaws)中采纳针对联邦证券索赔的强制性仲裁条款。Mohse⁠‌‌​‌​‌‌‌​​‌‌​‌‌‌​​​​​‌‌‌​​‌‌‌‌‌‌​‌​​‌​‌‌‌​‌‌‌‌​‌⁣n Manesh教授近日在《哈佛公司治理论坛》上针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一裁仲裁在《谁的SpaceX?史上最大IPO背后的强制仲裁条款与超级投票权》一文中也曾介绍过,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15节的修正案被广泛解读为禁止公司章程或附则中包含强制仲裁⁠‌‌​‌​‌‌‌​​‌‌​‌‌‌​​​​​‌‌‌​​‌‌‌‌‌‌​‌​​‌​‌‌‌​‌‌‌‌​‌⁣条款,而德州或内华达州等竞争司法管辖区采取更灵活的“契约自由”(freedom of contract)方法,允许或积极支持在公司治理文件中加入强制仲裁条款,这可能进一步刺激其它公司在这些对发行人更友好的司法管辖区进行注册。这篇文章对特拉华⁠‌‌​‌​‌‌‌​​‌‌​‌‌‌​​​​​‌‌‌​​‌‌‌‌‌‌​‌​​‌​‌‌‌​‌‌‌‌​‌⁣州法律关于强制性仲裁的限制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秉承法律人所熟知的“Audi alteram partem”精神,一裁仲裁在此摘译该文章,供大家参考。

Mohsen Manesh是俄勒冈大学法学院 L.L. Stewart商法讲席教授⁠‌‌​‌​‌‌‌​​‌‌​‌‌‌​​​​​‌‌‌​​‌‌‌‌‌‌​‌​​‌​‌‌‌​‌‌‌‌​‌⁣,以下是他文章内容的摘译:

Gavril和Tsui的解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个观察: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以下简称DGCL)第115(c) 条不包含“仲裁”一词。但2025年8月⁠‌‌​‌​‌‌‌​​‌‌​‌‌‌​​​​​‌‌‌​​‌‌‌‌‌‌​‌​​‌​‌‌‌​‌‌‌‌​‌⁣修正案随附的立法概要却包含了该词,并且该概要明确阐述了第 115(c) 条的运作方式:“修订后的第 115 条允许指定任何司法或仲裁庭,前提是该指定不妨碍股东在本州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排他性仲裁规定并未做到这一点。起草者已经告知我们⁠‌‌​‌​‌‌‌​​‌‌​‌‌‌​​​​​‌‌‌​​‌‌‌‌‌‌​‌​​‌​‌‌‌​‌‌‌‌​‌⁣该法规应当如何运作,而这种运作排除了在公司章程或细则中对联邦证券索赔适用排他性仲裁。

2015年原第115条(现重新编纂为第115(a)条)的立法概要更为明确。第115条“废止了选择其他州法院或仲裁庭的规定,前提是此类规定会阻止在该等索赔在特⁠‌‌​‌​‌‌‌​​‌‌​‌‌‌​​​​​‌‌‌​​‌‌‌‌‌‌​‌​​‌​‌‌‌​‌‌‌‌​‌⁣拉华州法院进行诉讼。” 起草者在2015年使用了“仲裁庭”(arbitral forum)这一术语来描述第115条所禁止的内容。

DGCL第115(a)条与第115(c)条之间的平行关系

第115(a)条禁止公司章程或细则中包含可能阻碍在特拉华⁠‌‌​‌​‌‌‌​​‌‌​‌‌‌​​​​​‌‌‌​​‌‌‌‌‌‌​‌​​‌​‌‌‌​‌‌‌‌​‌⁣州法院提起公司内部索赔(Internal Corporate Claims)的规定。第 115(c) 条要求,针对非内部索赔(Non-internal Claims)的任何法庭选择条款必须允许股东在至少一个具有管辖权的特拉华州法院提起该等索⁠‌‌​‌​‌‌‌​​‌‌​‌‌‌​​​​​‌‌‌​​‌‌‌‌‌‌​‌​​‌​‌‌‌​‌‌‌‌​‌⁣赔。两者的措辞在一个子条款中是消极的(禁止排除),在另一个子条款中是积极的(要求允许),但效果是相同的:特拉华州法院必须保持可用状态。

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Salzberg v. Sciabacucchi案中正是按照其立法概要的描述解读了第11⁠‌‌​‌​‌‌‌​​‌‌​‌‌‌​​​​​‌‌‌​​‌‌‌‌‌‌​‌​​‌​‌‌‌​‌‌‌‌​‌⁣5(a)条。针对联邦法庭选择条款之后,强制性仲裁公司内部索赔可能是“下一步行动”这一关切,法院在附带意见(Dicta)中指出,此类仲裁条款将违反第115条。2025年的立法概要明确地将第115(c)条与Salzberg案联系起来:法院应以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在 Salzberg案中解释第 102(b)(1) 条和第115条的同等方式来解释修订后的第115条。

Gavril和Tsui将“以其股东的身份”(in their capacity as stockholders)解读为要求在⁠‌‌​‌​‌‌‌​​‌‌​‌‌‌​​​​​‌‌‌​​‌‌‌‌‌‌​‌​​‌​‌‌‌​‌‌‌‌​‌⁣提起诉讼的那一刻必须具备现有股东身份。这种解读恰恰造成了他们自己文章所称的“荒谬”分歧——即对现有股东和前股东的法定待遇不同。按照他们的解读,一名作为股东被欺诈的原告如果在退出前提起诉讼则享有第 115(c)条的保护,但如果她在退出后提起诉⁠‌‌​‌​‌‌‌​​‌‌​‌‌‌​​​​​‌‌‌​​‌‌‌‌‌‌​‌​​‌​‌‌‌​‌‌‌‌​‌⁣讼则失去保护,尽管她的索赔或损害没有任何变化。《证券法》第11条或《证券交易法》第10(b)条的原告在购买公司股票时,是在使其成为股东的同一交易中获得了联邦诉因;如果存在过错,该过错正是在该身份下产生的。第115(c)条的适用范围显然旨在涵⁠‌‌​‌​‌‌‌​​‌‌​‌‌‌​​​​​‌‌‌​​‌‌‌‌‌‌​‌​​‌​‌‌‌​‌‌‌‌​‌⁣盖直接诉讼(Direct Claims)和派生诉讼(Derivative Claims)。“以其股东的身份”这一短语涵盖了直接索赔;“以公司名义”(in the right of the corporation)这一短语涵盖了派生索赔(如S⁠‌‌​‌​‌‌‌​​‌‌​‌‌‌​​​​​‌‌‌​​‌‌‌‌‌‌​‌​​‌​‌‌‌​‌‌‌‌​‌⁣eafarers v. Bradway和 Lee v. Fisher巡回法院分歧中所涉及的那些)。

Gavril和Tsui的退路论点——即联邦证券索赔可以由从未成为股东的票据、期权和其他非股票工具的持有人提起——虽然属实,但并不切题。特拉华州公司法规范的是公司章程和细则,这些是仅对股东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文书。第115(c)条使用股东身份语言来描述其保护范围是完全合理的,而将非股东的联邦证券索赔留给其他制度处理。联邦证券法适用于更广泛的证券范畴;特拉华州公司法侧重于股东关系。第115(c)条对基于股票的联邦证券索赔(构成了上市公司集体诉讼日程的大部分)的覆盖,正是该法规制定的初衷。

第122(18)条并未为公司章程和细则打开后门

Gavril和Tsui援引DGCL第122(18)条作为对冲:即使第115(c)条禁止在章程和细则中进行仲裁,第122(18)条允许公司通过合同规避,因为第122(18)条本身从第115条中被豁免了出来。这一论点将第122(18)条延伸到了其实际授权的范围之外。第122(18) 条于2024年颁布,旨在回应衡平法院在West Palm Beach Firefighters’ Pension Fund v. Moelis & Co.案中的判决,该判决推翻了一项赋予创始人广泛治理权的私人股东协议。针对 Moelis案的立法补救措施是授权公司与特定的已识别股东签订此类私人合同。该补救措施并非授权对公司全体股东具有约束力的通用章程或细则条款。

第122(18)条中的第115条豁免条款是专门为启用根据该条签订的合同而起草的。随第122(18)条附带的立法概要明确指出:“但书排除了第115条,以便公司可以根据第 122(18)条签订合同,其中包含不选择本州法院裁决合同项下索赔的排他性法庭和仲裁条款。” 该豁免针对的是第122(18)条项下的合同,而非仍受第115条管辖的公司章程或细则条款。两者是不同的文书,起着不同的作用。

公司法律师界一致认为第115(c) 条排除仲裁

在第115(c)条颁布后发布的特拉华州公司法律师界和主要律所的评论中,共识解读是第115(c)条禁止在章程和细则中对联邦证券索赔适用强制性仲裁。Morris Nichols律所2025年8月关于该修正案的解释文章将第115(c) 条描述为要求非内部索赔必须能够进入特拉华州法院。在 SEC于2025年9月政策逆转后发表评论的其他主要律所均认定第 115(c) 条是对强制性仲裁的持续法律障碍。SEC主席Paul Atkins 称第115(c) 条是“巨大的倒退”,并在2025年10月的特拉华州主旨演讲中敦促该州对其进行修订。这是对壁垒的抱怨,而非对该壁垒的误读。

FAA 论点并非稳操胜券

即使第 115(c) 条禁止对联邦证券索赔适用强制性仲裁,Gavril 和 Tsui 退一步争辩说,《联邦仲裁法》(FAA)将优先于该禁令。FAA 优先权论点较难驳回,但它绝非 Gavril 和 Tsui 所暗示的那样是稳赢的。

在我合著的作品中,我认为 FAA 并不优先于第 115 条,理由正是Freshfields的文章从未触及的。FAA 预设了同意(Consent)。Gavril和Tsui援引的最高法院判例(如 Concepcion)推翻了那些试图限制私人商业合同中约定仲裁自由度的州法律。

然而,公司章程并非普通的私人商业合同。它是一个州立实体的组成文件,该实体的存在本身就有赖于注册州的同意。作为公司契约的一方,特拉华州有权通过其州法界定公司契约可以包含哪些条款。如果对此作出不同的解释——即解释FAA优先于DGCL第115条——将与“支撑法院所有仲裁裁决的首要原则”相矛盾,即“仲裁是合意之事,而非强制之事”。FAA优先于DGCL第115条将强制特拉华州授予允许股东仲裁的公司执照,而事实上特拉华州对此表示反对。

Gavril和Tsui援引Concepcio案仿佛这就结束了分析。但事实并非如此。Concepcion及其同类判例预设了潜在的仲裁协议。但如果注册州拒绝同意仲裁,仲裁协议就从未存在过。这种解读既符合法院的仲裁判例,也符合其在内部公司事务监管方面长期以来对州法的遵从。

市场为何持怀疑态度

Gavril和Tsui在结尾预测“更多特拉华州公司将采纳强制性仲裁条款”。但数据并不指向这个方向。自2025年9月SEC扫清道路以来,实际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采纳了此类条款:Zion Oil & Gas,一家德克萨斯州公司。据报道,同样位于德克萨斯州的SpaceX 正计划效仿。这两家采纳者都是在这样做之前离开了特拉华州。这一实证记录与“特拉华州法律禁止在章程和细则中设置仲裁条款”的解读是一致的。

历史层面的证据更为有力:在第115条颁布前的几十年里,当时并不存在针对股东仲裁的明确法律障碍,但没有一家上市公司认为采纳此类条款足够值得。即使在法律障碍消除后,董事会也一再反对原本会强制实施仲裁的股东提案。过去十五年里的每一次关于仲裁的股东投票都以压倒性多数失败告终,包括2012年的谷歌、2012年的Frontier Communications 和2020年的Intuit。CalPERS(加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机构投资者理事会(CII)和国际公司治理网络(ICGN)都明确反对强制性股东仲裁。Glass Lewis已表示将对采纳此类条款的董事投反对票。

这种怀疑不仅仅反映了投资者的偏好。正如我在即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论证的那样,仲裁本质上是“无法无天”(essentially lawless)的。股东仲裁移除了《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PSLRA)的程序过滤机制,消除了全集团终局性(Class-wide Finality),使公司面临大规模仲裁(Mass Arbitration)的风险,并用不透明的仲裁员自由裁量权取代了发达的司法判例体系。简而言之,公司被告从这些条款中获得的收益远少于仲裁鼓吹者所承诺的那样。

SpaceX的IPO

SpaceX是在德克萨斯州注册的,而非特拉华州。Elon Musk在2024年Tornetta案衡平法院判决后迁址,早于第115(c)条的颁布。因此,SpaceX计划的强制性仲裁条款是德克萨斯州法律的产物。它不是对第115(c)条是否禁止仲裁的检验。相反,它是对市场和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是否会在潜在收益足够大时接受仲裁的检验。

如果SpaceX被迅速纳入主要指数,被动型基金将被迫买入股票,无论其治理问题如何。主动型基金经理面临类似的动态:鉴于SpaceX预期的上市规模,不持股可能导致业绩跑输大盘。一些几十年来一直投票反对股东仲裁提案的机构投资者可能会为了 SpaceX而吞下这颗苦药。如果他们这样做了,禁忌就被打破了,其他备受追捧的IPO阶段发行人,即OpenAI和Anthropic,可能会紧随其后。

但SpaceX也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它的规模和Musk的名气无法转移到普通发行人身上,在那里做出的任何机构让步的先例价值都是不确定的。在IPO语境之外,对强制性仲裁的机构反对一直非常坚定。

“能否”与“应否”

公司能否(Can)在其章程和细则中采纳针对联邦证券索赔的强制性股东仲裁是一个有争议的法律问题,但这种争议比 Freshfields 的律师们所暗示的要狭窄得多。特拉华州法规、其随附的立法概要、特拉华州最高法院、公司法律师界以及SEC主席都将特拉华州法律解读为禁止股东仲裁。FAA 仍然是一种风险,但特拉华州有充分的依据和一切理由来捍卫第115条免受FAA优先权的挑战。

公司是否应该(Should)采纳强制性仲裁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而市场一直在给出答案:通过连续失败的股东投票、SEC扫清监管障碍八个月以来没有特拉华州的采纳者,以及几乎所有拒绝过该选项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审慎判断。



来源:中国仲裁(CNARB)、一裁律师事务所(YP)

作者:一裁

编辑:一裁